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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生命的爱>
一份别在门上留给清洁女工的留言条，记录下了法国哲学家、作家安德列·格尔兹和妻子多琳娜离去的时刻——他们的刻骨铭心之爱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
留言条的内容很简短：“报告警察。不要上楼。”在卧室里，格尔兹和妻子并肩躺在床上，一起服药自杀；格尔兹84岁，他妻子83岁。
在床边的桌子上放着格尔兹给朋友们的信，信的内容是与朋友们道别，嘱咐将夫妇俩合并火葬的后事。不用多说，因为早在一年前，格尔兹已经为自己的婚姻写下了动人的墓志铭，并付诸发表，其影响大大超过他一生的作品与思想。这就是《致D书：情记》——一位充满爱慕的丈夫写给病中妻子的长达75页的情书。书信是这样开头的：“你就快到83岁了。你的身材缩短了6厘米，体重不到45公斤，但你依旧美丽优雅，令人爱慕。我俩一起共度了58年的时光，我对你的爱胜过从前。”
2006年，格尔兹这封书信的出版，为他赢得了极大的赞誉。
自从2007年9月份他们夫妇两人自杀的消息传出，这本书在法国畅销书排行榜的位置不断攀升。这些真挚与感激的朴实告白，触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弦。可是这封信确实是格尔兹写给妻子一个人的。他在信中坦言，如果没有妻子，自己的著作以及思想家、作家、大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朋友——所有这些头衔都将“没有任何意义，无关紧要”。
格尔兹在书信中说：“我需要重塑我俩的爱情，以便从各个角度来理解它。因为它让我们所以成为我们，一个人穿越另一个人，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我给你写信，就是为了理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共同经历的全部。”
1947年格尔兹与多琳娜在瑞士洛桑相遇。当时，多琳娜名叫多琳·基尔，是一个23岁的英国姑娘，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正在二战后的欧洲漫游；格尔兹，当时叫杰拉德·霍斯特，24岁，是奥地利犹太人，没有祖国，经济贫困，前途渺茫。外面下着大雪，他们在一张牌桌前相识。稍后，害羞的奥地利小伙邀请这位活泼的红头发英国姑娘去跳舞。
杰拉德·霍斯特1923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出生时名叫杰拉德·希尔施。他母亲是个天主教徒，父亲是犹太人，从事木材生意，曾当过兵。杰拉德的童年并不快乐。1930年他的父亲皈依天主教，改姓为霍斯特。后来，国内兴起反犹太主义，年轻的杰拉德来到中立国家瑞士，进入一家天主教学院，逃脱了服兵役的命运。
1945年，杰拉德毕业并获得了化学工程学位。第二年，在瑞士的一个会议上，他结识了法国哲学家让-保尔·萨特和西蒙·波伏娃，他们鼓励杰拉德从事自己的喜好专业——道德哲学研究。萨特与杰拉德之间的知识分子关系保持了多年，一直到1968年，法国知识界的种种骚动使得他们两人的关系永久破裂。不过杰拉德开始写作生涯，是因为认识了多琳。从本质上来说，他们两人的生活都漂泊不定。多琳出生于英国伦敦，幼年时被母亲遗弃，在教父（实际上是生父）的照顾下长大。多琳很少提起自己的往事。
他俩的朋友米歇尔·康塔说：“他们起初的人生经验使他们缺乏安全感。他们共同战斗，互相守护。她成为他的档案员、研究员、第一读者，他的作品的唯一评论家。”
他们俩于1949年结婚，为了能够与萨特和左派思想中心更接近，他们移居法国巴黎。按照法文的拼写，多琳改名为多琳娜。20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氛围相当浓厚，同时，杰拉德也在等候加入法国国籍。为了安全起见，他决定用笔名写作，于是便成了“安德列·格尔兹”。格尔兹的名字取自一个地名。格尔兹为报纸写作时用“米歇尔·博斯凯”这个名字，博斯凯是德国名“霍斯特”的法文拼法，意为灌木丛。
格尔兹的许多观点在如今也是十分现代化的。他强调工作与个人生活、爱好的平衡，提出保证全民福利的最低标准，指出面临的全球化带来的环境威胁。格尔兹反对使用核武力，首先清楚地阐述了生态政治理论。1964年，他参与联合创办左派报纸《新观察家》，5年后，他担任了《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该杂志是萨特与西蒙·波伏娃于1945年创办的。
用一位朋友的话说，格尔兹是个知识分子式人物，怕羞和谨慎，就像一只“图书馆里的老鼠”。《新观察家》报的合伙创办者塞奇·拉法里回忆，多琳娜与格尔兹相反，“性格开朗、敏锐，脸上总充满微笑。她是格尔兹与现实世界的连接点。”
格尔兹夫妇俩早在婚姻初期就决定不生小孩。2006年，格尔兹曾对《解放报》说：“在我看来，好父亲是在他们自己的童年里需要父亲的那些人。因为我从未爱过我的父亲，所以我不想成为好父亲。如果我们有了孩子，我就会嫉妒多琳娜，我宁愿她属于我一个人。”因为这样，他们在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中显得与众不同。当时萨特和西蒙·波伏娃各自都有成串的情人，但是格尔兹和多琳娜彼此忠贞不渝，不论是在身体上还是思想上，始终如一。
他们位于巴黎的公寓经常聚集着助手、学生和同行的思想家。按照英国的习惯，这里必有下午茶准时提供。格尔兹夫妇的生活看起来清贫，但不失优雅。
到了1968年，格尔兹在研究领域已经很有名气，并享誉文坛，然而妻子多琳娜此时却疾病缠身。在1965年的一次例行体检中，多琳娜接受了X射线照相，当时使用的是射线造影剂。这种化学药剂的副作用相当大，不幸的是，化学微粒遗留在她的头盖骨里，并在她的颈部形成囊肿，她身受剧痛折磨。
格尔兹夫妇两人从巴黎移居到以东80英里位于沃斯农市的一所大住宅里。对于多琳娜来说，随着年纪的增大，病情也越来越重。2006年5月，格尔兹联系了他的出版人兼朋友米歇尔·德罗姆，说要送给他“一个惊喜”。当时只为多琳娜一人所写的《致D书：情记》已经动笔，格尔兹“通常是含泪写作”。经过再三考虑，格尔兹认为这封书信以及他们夫妇的关系应该公开。多琳娜也表示同意，唯一的条件是这封书信的英译本必须在她去世后才可以发表。米歇尔·德罗姆说：“我们立即就意识到这是一部不同凡响的绝作。”《致D书：情记》一出版就非常畅销，短短几周内就卖出了20000册。
2007年9月22日，格尔兹致信德罗姆：“我亲爱的米歇尔，我最后想念的是你。我俩的友情堪称典范。我们一同度过的美好职业生涯就要结束了，或者说，已经走到了尽头。”床边桌上还有一封信是写给另外一位好友——沃斯农市长埃里亚内·卡尔的，信中说：“亲爱的埃里亚内，我们夫妇俩早就知道会一起结束自己的生命，原谅我们将这个不愉快的任务留给你……”封好信件，给清洁女工别好留言条，又细心地把前门打开，格尔兹夫妇两人躺下来，手握着手离开了人世。
格尔兹和多琳娜都经历了二战后欧洲的乱世生活，一起度过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想动荡时期。格尔兹一生所著的千言万语，都比不上他在生命尽头写给自己爱人的这一封博大、真诚的公开情书，令世人难以忘怀。
“我们两人谁都不愿意独留于世，”格尔兹在情书中写道，“我们彼此许诺，如果有来生，还要共度。”
——英国 本·麦金太尔/曹连荣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