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事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以使用传自中国、朝鲜的茶器为荣。从斗茶会名人佐佐木道誉开始，至村田珠光时代，基本上所有的高档茶具都是所谓的唐物。因此，在珠光为足利义政将军编订的茶道大名物中，几乎没有日本原产的茶器。特别是茶会上主要的观赏对象——茶碗，水釜，茶罐（茶叶罐），茶入（茶粉罐），水指（清水罐），香炉，无不以唐物为主流。珠光晚年，开始提倡使用和物——日本原产的茶器。其后武野绍鸥、千利休都大力推行和物，而且亲自设计茶器，并指导工匠制作。尤其是千利休，更是自己动手制作竹质的茶勺、花入（花瓶）。而利休以后的古田重然、小倔远州更是对茶器设计情有独钟，开创了江户时代的和物茶风。在江户后时代的茶道活动中基本上没有引入新的唐物，而名列大名物、中兴名物的古老唐物价高难寻，只是偶而出现在高级茶会中，失去了主导地位。
茶器的本土化的原因比较复杂。简单地说，有这样几点：
其一，中日两国的政局动荡，导致茶道具的进口渠道不畅。日本在与中国的贸易以中唐为盛，至唐末中国陷入混乱后转衰。至宋代，特别是南宋再次恢复，镰仓幕府与中国关系良好——这时也是荣西传茶的时代。但是，元代初年的两次征日，及日本了南北朝混战，使得中日贸易、文化交流再次衰弱。其后，日本足利幕府的大力推行中日朝贡贸易，至足利义满将军时代达到顶峰。可是，义满去世后不过两代，足利幕府走向衰落，朝贡贸易从幕府主导的国际贸易退化为西国大名大内氏主导的地方贸易，规模大减。足利幕府与大内氏相继灭亡后，民间贸易虽然一直不绝于缕。但是，再也没有恢复到当年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茶道成型的珠光时代，正是中日贸易的下沉阶段。集大成者的利休时代更是中日贸易极其衰微的时期。由此可见，茶道用具的本土化是有贸易背景的缘故的。
其二，审美趣味的取向分歧导致了日本茶道器具本土化。自珠光确立禅宗哲理为茶道精神核心后，日本茶道的走向总体上是走向枯寂的趣味。为了体现自然简朴的风格，大量使用竹木器，使用粗旷简洁的陶瓷器也渐渐成为主流。而在同时代的中国，以青瓷为代表的单色釉瓷器渐渐衰弱，制瓷风格日趋繁复华丽。有趣的是，在千利休完成茶道集大成的工作后，已是明代万历年间，当时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高温彩瓷风格也趋于成熟。双方的审美趣味大相径庭。因此，其后中日在江户幕府初年贸易再次繁荣，但是中国瓷器与日本茶道就形成不了很大的交集了。
其三，日本本土的工艺水平提高，导致了茶器的本土化。china是瓷器的意思，而机jipan是漆器的意思。中国的漆器工艺在唐代传入日本，而日本的林木资源丰富，对漆器工艺的发展很有利。至元代中期，日本漆器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中古的欧洲市场，日本漆器对市场的垄断堪比中国瓷器。在茶道具的发展历程中本土漆器逐步替代了部分中国陶瓷器的功能，逐步在茶道活动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这种情况在珠光时代前就有所体现。而在茶道具的大宗——陶瓷器方面，日本的工艺进步要缓慢得多。在珠光时代，日本比较成熟的制陶业不过是濑户内海附近的濑户烧、备前烧等寥寥数种。不但规模小，而且器具粗糙。虽然珠光竭力提倡，茶风渐趋枯寂简朴，但是在高档茶器中还是不能广泛应用。至丰臣秀吉侵朝，从朝鲜掠回掌握较高制瓷技术的工匠，日本陶瓷业迎来了一次较大的技术飞跃，真正形成了近畿的高品质陶瓷器——清水烧、九谷烧。至江户中叶，明末动乱，一批中国工匠渡海赴日避难，再一次推动了日本陶瓷业的发展，以新九谷烧为代表的精良制瓷业已经与中国的制瓷水品相去不远了。当时由于中国战乱，日本在世界瓷器市场上达到30％的占有率。可以看到，茶道形成期也是日本陶瓷制造业的发展期，两者之间有着隐隐的联系。日本本土的陶瓷制造是在茶人的直接指导下制作茶器的，在技术水平相差不远的条件下，这种设计优势是无可比拟的。
之所以介绍日本茶道器具的本土化历程，是为了说明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历史发展的宏观背景与客观条件。日本茶道文化也是如此。而且，茶道器具的本土化过程也与日本茶道特殊的审美情趣——日用之美的形成有着莫大的关联。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是很有意思的主题，对今天我们提高中国茶事活动的审美品味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