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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子 2007-3-22 12:33

学术之独立与黎洲先生之“学校论”

<span style="FONT-SIZE: 10.5pt; FONT-FAMILY: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2.0pt;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在读余英时先生之《论戴震与章学诚》有感一文中，谈到学术之独立，便随之联想到了梨洲先生之“学校论”。梨洲先生在其大作《明夷待访录·学校》中做如下表述：学校所以养士，然其意不仅此，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以是，未必是；天子之所以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    有人认为，梨洲先生以上所设想的学校“接近于近代议会”，这未免过于牵强附会，当然这也说明梨洲先生之思想存在着可引伸之空间。但是就这篇“学校论”而言，我想其中蕴涵着两层的意味：首先强调的就是学术思想之独立，“天子之所以是，未必是；天子之所以非，未必非。”；其次强调的是以“道统”来制约“政统”，“公其非是于学校。而“接近于近代议会”之主张恐怕只是在后一层的意义上做的发挥，而且有诠释过度之嫌疑，但恰恰忽略了梨洲先生之第一层意思。    梨州先生之学校思想与宋代儒学的精神和明代中后期东林党社之理念有着莫大之关系。宋代儒学精神有二：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也就是一端在于政治、一端在于经术。东林党人之学术与政治活动更是对梨洲先生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明代的‘党社运动’与书院讲学，是士人集团活动的一种形式，标志着士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自觉，经由此种活动，士的意志得到表达……，（梨洲先生之‘学校论’）正赖有明一代的政治文化氛围酿成。”（赵园，p223）附录：全祖望评论梨洲先生之讲学：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弊，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即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先生始谓学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依可据。前此讲堂痼疾，为之一变。（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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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茶古瓶儿 2007-3-22 20:39

观察此事，由中国书院文化的发展脉络或可见其一端——自汉唐宋以来书院文化所代表之思想自由之野性光辉，到明清思想禁锢书院成为科举八股的考试机器——是思想引导世界，还是世界引导思想呢？[em07][em27]

辉子 2007-3-23 11:25

<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以下是引用学茶古瓶儿在2007-3-22 20:39:00的发言： 观察此事，由中国书院文化的发展脉络或可见其一端——自汉唐宋以来书院文化所代表之思想自由之野性光辉，到明清思想禁锢书院成为科举八股的考试机器——是思想引导世界，还是世界引导思想呢？[em07][em27]</div>    小生对于清朝的学院不甚了解，但是明朝中叶以来，民间书院的兴起以及阳明学说的提出，都是对主流思想的一种挑战和反叛。阳明先生在上私塾的时候，曾问教书先生，“何为第一等事”？老师的回答不过是些考取功名之类的话，但是在阳明先生看来，第一等便是“读书学圣贤”，阳明先生之一生便是在自觉地追求这一目标。可见即便在一个思想遭到禁锢的年代，总有一些人以一种叛逆者的姿态出现，向着主流的思想提出挑战。     当然与汉唐宋相比，明代的自由的确少了很多。就以朝臣的言行来看，在唐代，宰相上朝之时要赐座，门下省可以驳回皇帝的旨意；到了宋代，宰相的座位就被免了，但是言论上还是有些自由；到了明代，朝臣要是言论稍有不慎，便要遭到“廷杖”，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脱下裤子挨班子，对于文人的羞辱莫过于此，更有甚者直接死于棍棒之下的不在少数。思想之禁锢最大的影响在于对官员以及求功名的考生身上，虽然这一部分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扮演着一个主流的群体，但是未必能代表全部的读书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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